二里头夏文化之政治、青铜器与陶瓷

　　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为了解决与夏文化相关的诸学术课题，徐旭生首先全面梳理了文献中有关夏代的史料，认为豫西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和晋西南的汾水下游“两个区域应特别注意”。

　　通过多年田野考古工作与综合研究，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期商文化的发展序列得以建立，探索夏文化的范围，集中到了河南中西部与山西西南部的中原龙山文化的有关遗存和二里头文化上。

　　二里头文化的聚落包括超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区域性中心聚落及中、小型村落，建筑则分为大中型夯土台基、地面式建筑和半地穴式房屋等，墓葬的规模、葬具和随葬品也等各有差，显现出社会的高度分化。农业经济粟作与稻作并举，已有高度发达的铸铜、制造玉石器、制陶和制骨等手工业，最令人瞩目的是已掌握了用复合范制造青铜礼器的高超技术。

　　二里头文化在广泛吸收各地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又向周边地区大幅度地施加文化影响，成为东亚大陆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核心文化”，奠定了日后“中国”世界的基础。二里头文化是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该文化以发现于河南省洛阳偃师二里头命名。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七世纪。

　　根据二里头遗址的底层与典型器物所作的排比，二里头文化被分为4期：

　　第一期陶器以褐陶为主，磨光黑陶占有一定比例，纹饰以篮纹为主，另有少量的方格纹、细绳纹;第二期陶器中黑陶的数量减少，以细绳纹为主，篮纹和方格纹明显减少;这两期的器形多折沿、鼓腹、小平底。

　　第三、四期的陶器颜色普遍变为浅灰、以绳纹为主，出现粗绳纹，篮纹和方格纹几乎绝迹。在第三期遗存中，第一、二期常见的鼎、深腹盆、甑等继续沿用，但有局部的变化，同时，新出现了鬲、卷沿圜底盆、大口尊、小口高领瓮等与商代二里冈期遗物十分接近的器物。这组新器形在第四期中越来越多，并表现出融合前者的趋势。

　　青铜礼器的制造和使用基本上集中于王都，有很强的独占性，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物;青铜之外，二里头典型陶器中有一部分不同于日常生活所用的陶礼器，包括爵、觚(gū)、盉(hé)等，也是社会和政治象征性的器物，在某些礼仪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并以由统治者赐予的形式从王朝扩散到各地。陶礼器随之成为二里头国家疆域的“定位器”。